掌握风险防范的认识论方法论

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防范风险”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常提及的一个词。 社会发展问题一起讨论，在治国理政中处于重要地位。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体现了我们党对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敏感度和发展大势，还列出了全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重要必修课。

新时代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新课题

立足新发展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新课题。 这不仅源于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目标等新情况，而且表现在风险本身的变化、演变、传染、蔓延等新特点，也体现在各种风险的表现上。风险防范、化解、阻断、止损任务。 新要求。 我们必须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 我们也必须面对全新的风险挑战，用新的策略解决新的矛盾。

所谓“新”，最直接体现为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处于新的历史转折点，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升，全球治理多极化趋势明显。 变化中矛盾激化，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主导权争夺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世纪之疫加速了这一进程。 全球生产和贸易面临变化。 金融和宏观经济治理已进入未知领域。 经济领域的竞争已延伸到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领域。 世界从隐性到显性，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时期。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几十年来，总体“风平浪静”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既要破除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拦路虎”，又要全力应对存在的问题。 一段可能“逆风逆流”的航行，必然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所谓“新”，最大的变数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世界。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其发展之快、辐射之广、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 科学技术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面对技术革命引发的变革机遇，抓住了就是机会防破解云服务器，抓住了就是挑战； 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质的突破慈云数据自营海外云服务器,高稳定高性价比,支持弹性配置，运用得好，一定能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风险的积累和扩散提供了“温床”。 例如，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金融服务能力显着提升，但如何有效防范金融科技带来的新风险、如何把握新技术运用的范围和程度，仍然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行业。 可见，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二分法”，既不能忽视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也必须对即将到来的未知风险保持警惕。

所谓“新”最显着的特征是风险的系统化和全球化蔓延的突出。 进入新世纪，点位风险系统化、局部危机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蔓延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跨度之大、叠加效应之强、暴力破坏力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尤其是疫情席卷整个人类世界，对社会治理、生产组织、利益分配、政治结构、创新方向乃至思想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些新情况新趋势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审慎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总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重大的新理论和实践课题。 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个“新”，就难以深刻认识新时代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就难以谋求稳定发展。世界的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将变得困难。 在我们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环境下，很难制定高质量的政策并高水平实施，甚至有可能在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过程中产生新的风险。

消除歧义，妥善处理重大平衡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洞察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科学研判发展机遇和挑战，协调发展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筹国内国际形势，把“防范风险”摆在治理的首要位置，正是预见重大风险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力和破坏力。

党中央强调，要正确认识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总体发展和安全意识还存在问题，特别是对“总体”方法论缺乏认识。 这可能导致政策出台“拥挤”、执行无序、不充分，也可能因短期暂时波动而影响长期战略的实施。 比如，对于已查明的风险，虽然采取了有效措施化解了表面的“爆点”，但构成风险的深层次矛盾却无法彻底化解，新的风险点会不断涌现； 对一些暴露的风险点的成因、特点、演变趋势等没有清晰认识和准确把握，无法见小事知秋，很可能造成“小病大病”的后果。病大了，眼不闭则堤崩”； 对某些风险的关联性认识不够，一时只关注某一领域，缺乏整体意识和系统观念，在操作中很容易造成次生风险……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风险就不可避免地“一波不安，又一波上涨”“按葫芦飘瓢”，工作缺乏整体性、连续性、稳定性，到处救火，筋疲力尽却抓不到根源。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更好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论方法论，并以此指导实践。

——明确价值本源。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治国恒久，惠民为本”。 以人民为中心并不是一个抽象、神秘的概念，而是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在面临重大风险挑战、做出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如何考虑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 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 如何准确认识变化、科学应对、主动求变？ 只要我们坚持从这个价值本源出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道路，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明确逻辑框架。 “发展与安全协调”必须始终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大背景下把握。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这个发展是安全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从长远看，发展与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最大的安全。 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一般经济学的视角，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协调发展与安全两大问题。 我们既要善于用发展成果巩固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 这是我们在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实践中形成的深刻认识，也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逻辑。

明确了价值本源、理清了逻辑框架后，还需要理解和处理一些重大的平衡关系。

比如，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完全依靠政府权力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丧失、经济活力丧失、政府失灵； 完全依赖市场力量会导致过度垄断、排斥公共利益、两极分化和市场失灵。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权衡问题，整个世纪以来，理论界和实践界一直争论不休，并持续了很长时间。 西方国家对这一重要关系的认识“钟摆”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反复摆动。 一旦碰壁，出现重大风险或危机，就会“摆”回另一端。

新时代呼唤新理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出“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缺失，也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当前人们关注的经济结构失衡、地方债务高企、各领域政策“拥挤”，都源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不到位。 既要遵循市场规律，用好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承担起责任，做该做的事。 我们要扬长避短，有机结合起来，使我们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化解早期风险，不积累新风险，有更大空间应对突发极端情况。

再比如，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无论是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还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根源都是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外部竞争力下降。 反映在金融领域的是实体经济的扭曲。 危机爆发了。

不同国家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 有专家分析，一些国家认为金融可以独立运作，尤其是美国的华尔街人士，他们强调金融本身的特点，认为如果在金融市场上赚了钱，这个钱就是“真实的”，不管背后有没有钱。 实体经济创造财富。 有些国家只有在过度投机导致泡沫破灭时才会关注两者的关系，但很快就“疗伤疤痕、忘记痛苦”。 其他国家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但缺乏理论认识层面的总结和完善。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妥善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国内政策方面，我们强调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防破解云服务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推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试图反映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数量和程度。

百年来发生的各类局部或全球性经济危机都表明，把握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 对于我们当前关注的风险，比如金融领域资金闲置、市场主体债务高企等问题，不仅要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认识，更要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认识。通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来解决。

善用一系列常规认知

原因有千千万万，但关键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结果，在实践中加深认识。

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三大攻坚战的首位。 我们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不利的方面做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近年来，一系列务实举措有力维护了经济总体稳定。 特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大逆周期调节赢得了空间。

宏观层面，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2017年至2019年，宏观杠杆率总体稳定在250%左右。 微观上，我们妥善处置了一系列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处置了各类高风险机构，有效避免了风险的系统性蔓延； 从制度上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风险防范、预警、处置、责任追究制度不断完善。

特别是在风险多发的重点领域，持续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着力改善金融脱实向虚、资金闲置的状况。 清理整顿金融秩序，关闭所有运营中的P2P网贷机构，非法集资、跨境赌博、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优化政府债务管理、调整地方债发行进度、降低债务成本……截至2019年末，风险较高的狭义影子银行规模降至39.14万亿人民币，较历史峰值减少12万亿元。

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将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新突破。 经济规模达到114.4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 实体经济发展良好，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中国货物贸易、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利用外资、消费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可以说，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成就，离不开不断努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

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世纪疫情冲击严重，世界主要经济体日子不好过。 此前被掩盖的传统结构性问题可能急剧恶化，潜在风险短期内可能集中显现。 对此，必须坚持科学决策、创造性应对。 在风险管理上，要果断行动，精准拆弹。 关键是要利用好在实践中得到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面对重大历史关口和重大考验，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权、行动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越是面临风险挑战，越要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齐心协力、沉着应对。 这是我们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的根本保证。 。

——坚持底线思维。 即使在有利的发展环境下，也要居安思危，加强风险预判，深入了解市场心态，关注市场曲线走势。 特别是要完善风险预警和预测机制，加强日常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定各项风险处置预案。

——坚持系统理念。 调整政策、推进改革，要把握时效、主次分明、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在多个目标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避免因一些政策调整过快过快而达不到预期，而非经济政策的出台也要充分考虑其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要防止不同领域政策“挤头”造成的“合成谬误”，和短期目标长期化、碎片化制度目标、把持久战化为突击造成的“分解谬误”战争。 领域风险引发的次生风险波及经济金融领域。

——防范化解发展风险。 要把握好动态发展中稳增长和防范风险的有效平衡，在不断巩固经济复苏向好势头的同时确保经济金融稳定，以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风险。 既不能不看前路就一味向前冲，也不能以发展停滞为代价解决风险问题，这将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的严重后果，甚至错失良好的发展机遇。

——强化执行的准确性。 力争使风险管理的每一步都踩在思路上，抓住重点，把蔓延和破坏力降到最低。 要精准化解威胁金融稳定的重点领域风险，防止风险蔓延； 对于那些暴露明显、短期解决会造成痛苦但不伤大局的事情，我们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长期的痛苦比短期的痛苦更严重； 对于可能持续存在的潜在风险，要积极化解，实现“缓释、软着陆”； 针对体制机制问题，要坚持以改革补监管短板。

居安思危，是国家的一贯之道。 总体而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充足的资源。 这个“资源”包括指引方向的科学理论、强大稳定的实体经济“基础市场”、结构优化健康的金融体系、充裕的回旋空间、丰富的政策“工具箱”。 归根结底，要拨开思想认识迷雾，牢牢掌握复杂形势主动权，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用好已经被实践证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积累解决问题、化解风险的智慧，继续遵循稳定大局、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协调、分类政策和精确的炸弹处理。 做好风险处置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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